“虐貓”事件後的沉思

虐貓——沉思一

我們的生態文明立法尚有欠缺。“虐貓”事件被曝光後，盡管當事人受到了輿論的普遍譴責，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機構可以追究其法律責任。為什麼?原因很簡單，因為目前我們沒有一部法律或一個法條對此有所規定，也就說在虐待小動物方面，我們的立法是空白的。應該說目前我們的生態文明立法並非空白，如我們已先後制定了《環境保護法》、《水法》、《森林法》、《礦產資源法》、《野生動物保護法》、《野生植物保護法》等，但在保護小動物、特別是人類伴侶動物方面，立法仍屬空白。而據報道，目前已有一百多個國家對此作出了法律規定。這說明，我們的生態文明立法尚有完善之必要。我想這一事件的出現，在某種程度上會促使我們這方面的立法加快步伐，正像當年孫志剛案加快了《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》的廢除和《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》出台一樣。如是，將是“虐貓”事件的最大法律意義。

虐貓——沉思二

不追究當事人的法律責任是法律理性的體現。法律責任是法律對違法者施加的不利後果，由於法律責任對責任人來講是負利益，因此現代法治國家大都實行責任法定原則。要追究當事人的法律責任，必須以法律規定為依據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案件當事人之一的某電視台記者因此被革職，而電視台負責人在解釋革職的原因時只是講，“覺得作為記者作出這樣的事來不應該，違背新聞道德要求。”這樣的理由難以令人信服。盡管我們不贊同“虐貓”行為，但從法律理性考量，在法律未作規定的情況下，不能追究當事人的法律責任，這是責任法定原則的要求，也是法治文明的體現。即使將來我們對此作出了法律規定，也因法不溯及既往，而不能追究當事人的法律責任。

虐貓——沉思三

“虐貓”事件的發生是否會促使我們提出“動物權”這一概念?按照傳統的法學理論，權利主體只能是人，所以人為權利而斗爭是理所當然的事，盡管也非常艱難，但畢竟人權觀念已深入人心。那麼，動物有沒有權利呢?如果放眼於生態文明，似乎不成問題。但若提出“動物權”這一概念仍有很多問題需要思考，諸如：一旦提出動物權，其權利由誰來維護?動物權與人類的生活沖突如何協調?比如人們為消遣而釣魚是否侵害了魚的動物權?等等。在此，僅是提出問題。